2023-04-21 03:24:03编辑:中华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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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媒体圈结合蚂蚁暂停上市事件,掀起了一场反垄断舆论风暴。 新财富一篇文章《收割者:腾讯阿里的20万亿生态圈》指出:“通过近年5000亿-6000亿元规模的投资并购,腾讯与阿里巴巴分别构筑了10万亿市值的生态圈,5年间膨胀了10倍。相比之下,上海市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总市值为2.8万亿元;深圳3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11万亿元;A股总市值10万亿美元。腾讯与阿里的资本能量,甚至已能与一座一线城市比肩。【1】” 很多人深感互联网巨头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对他们的市场支配力量以及引发的财富集中效应感到担忧。 在欧美国家,反垄断调查犹如悬在Facebook、谷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腾讯、阿里是否会面临类似的监管与调查? 反垄断,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行政性垄断,在经济学界早已形成共识,已无需讨论。但是关于对自然垄断的调查,经济学家分歧很大。 如何界定垄断?反垄断的标准是什么?难道“大即原罪”吗?反垄断到底是支持创新者,还是打击了创新者?Facebook、谷歌、腾讯、阿里等巨头制造的市场集中,是提高了经济效率,还是损害了 社会 福利? 反垄断,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本文从美国反垄断简史的角度,以经济学原理解析自然垄断与反垄断法。 本文目录 一、糊里糊涂的反垄断 二、双雄对决的学术战 三、算法时代的收割者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30',静心阅读,感谢分享) 1890年,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诞生。这部被誉为“经济宪法”的法律,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财团发明了托拉斯组织,联合同类大型企业,一致行动主宰市场和控制价格。这导致严重的二元经济【2】,内核是托拉斯及大型企业经济圈,外围是围绕着内核形成的大量激烈竞争的小企业及困苦的底层工人。 1904年,美国各经济部门的托拉斯组织掌握的资本总量高达204亿美元,其中1/3的资本掌握在7家大托拉斯的手中。1910年,托拉斯在美国一些工业部门的生产中所占比重如下:纺织工业为50%,玻璃制造业为54%,棉布印染业为60%,食品制造业为60%,酿酒业为72%,金属工业(不包括钢铁)为77%,化学工业为81%,钢铁工业为84%【3】。 在外围,大量中小企业主、农场主、工人阶级被托拉斯挤压了生存空间,处于被 社会 淘汰的边缘。底层农民、小企业主、反垄断党、联合劳动党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运动,如格兰奇运动、绿背纸币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试图打破镀金时代沉闷的政治空气。 所以,这部应政治诉求而生的法律,缺乏足够的法理论证,显得“简陋”。该法第二条规定禁止“垄断”和意欲垄断的阴谋。但是,无论是该法的正文还是附件,都没有给出“垄断”的确切含义,或逐条指明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 立法者谢尔曼认为具体标准应由法官来判断:“我们很难通过对法律词汇的定义,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商业联合中画出一道精确的线来。在每一个个案中必须要留给法庭去决定其是否合法。” 当然,这是美国判例法的惯例。但谢尔曼也承认反托拉斯法“并没有宣布一项新的法律原则,仅仅是将那些老的、广为人知的普通法原则授予了我们复杂的州和联邦的司法机关。” 这部法律的出台似乎只是为了平息民愤,以至于此后十几年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当时有人这么评价这部法律:“该法案本身,除了平息了人们提起反托拉斯之诉讼——任何诉讼——的呼声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讽刺的是,《反托拉斯法》出台后,托拉斯组织反而快速崛起。1904年美国共有318家托拉斯,其中93%是1890年该法出台后产生的。 同时,还出现过一些离奇的判决。1895年,第一个反垄断案是著名的美国联邦政府诉奈特公司案。当时,美国精制糖公司试图以交换股份的方式整合包括奈特公司在内的四家大公司,这四家公司控制了美国精制糖产业98%的份额。美国联邦政府将奈特等公司告上法庭,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大法官认为,四家公司控制了绝对的市场份额,这种行为构成了垄断。但关键问题是,《反托拉斯法》仅适用于贸易及商业领域,不适用于生产领域。 这部法律的全称是《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没有涵盖生产、制造或工业领域。最终,法官裁决以8:1判决政府败诉。 这个判决出来后,当时所有制造领域的托拉斯组织都免于《反托拉斯法》的制裁。相反,工会组织和工人罢工反而成为反垄断的目标。当时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加工资等一致行动,被认为是一种垄断行为,工会组织被认为是垄断组织。 1894年,普尔曼罢工拒绝运输邮件,联邦政府以“限制贸易罪”将罢工领袖尤金·德布斯起诉到最高法院。结果大法官依据反托拉斯法判处德布斯有罪。 从1890年到1897年,最早的13个被认定为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案件中,有12个是针对劳工组织的。从1890-1900年的18起反托拉斯案件中,没有一起托拉斯遭到解散。 如此,这部由政治因素催生的法律,又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进而引发更为激烈的 社会 对抗。 在那个大激荡的岁月里,威廉·麦金莱总统缔造了经济繁荣,被誉为“繁荣总统”。但是,民间普遍却认为,麦金莱总统是资本家的傀儡,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汉纳的孩子”。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实业家叫马克·汉纳,他在伊利湖地区从事开矿、制铁和造船事业,以操纵选举而闻名,他有个绰号叫“政治老板”。汉纳一手扶持麦金莱当上州长,而后又成功竞选总统。 1901年,麦金莱总统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成为了总统。麦金莱遇刺让罗斯福深刻感受到美国 社会 暗流涌动、危机重重。作为共和党的改革派,罗斯福一上台便举起大刀砍向托拉斯。他试图来个“斩首行动”以正视听,指示联邦司法部对北方证券发起反垄断诉讼。 北方证券什么来头?北方证券掌握了包括北大西洋铁路、昆西铁路、芝加哥铁路在内的世界上最庞大的铁路网络。其背后金主是华尔街大佬摩根和洛克菲勒。 老摩根在寓所里听到了这个坏消息后气急败坏。老摩根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曾经得到他支持和资助的年轻政治家,上台第二年就对自己开刀。 老摩根请了全美一流的律师团队与罗斯福一战到底,官司最终打到联邦最高法院。19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5:4的判决裁定该公司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这个案件被称为“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大大扭转了联邦最高法院对托拉斯的态度。此后,罗斯福一口气发起44个针对大企业的法律诉讼,其中25起胜诉,成功解散了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等。人们因此称呼罗斯福为“托拉斯驯兽师”。 罗斯福之后,民主党人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完善了美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 1918年,联邦政府指控芝加哥贸易协会固定价格行为涉嫌垄断。最终地方法院并没有判处被告违法,而是让联邦政府与贸易协会达成和解。当时布兰代斯大法官在这个案子中使用了合理规则。所谓合理规则,就是判断一项限制是否违法,要考虑该行为的所有事实,而不仅仅是规模大。后面,很多法官都援引了这个案例以及合理规则来裁决。 到此为止,美国反垄断法主要打击固定价格、排他行为、限制竞争等非正当竞争行为。但是,由于法学界对垄断缺乏严谨的界定,在具体的裁决中,法官并不能完全遵循合理规则,有时陷入“大型企业有罪推论”的惯性思维。 1937年,联邦政府对美国铝公司、加拿大铝公司以及它们的64名相关股东高管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的行为多达140项。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著名法官勒尼德·汉德,只用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办法就认定被告有罪,那就是被告市场份额的占有率超过90%。 他指出:“90%的市场份额足够构成垄断;60-64%的市场份额是否构成垄断还有疑问;而33%的份额则确定不会。” “大即原罪”?法学界对此争议巨大,又一无所知。反垄断工作亟需经济学家的专业支持。 1936年,联邦反托拉斯局才雇佣了有史以来第一位经济学家。但是,该局经济学家在反垄断案件中的作用局限于数据搜集和诉讼支持。波斯纳法官在1971年曾经有过如下描述:“如今(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里的经济学家们是律师们的女仆,一直受到忽视”。 哈佛大学梅森教授及其弟子贝恩,吸收了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的垄断竞争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产业组织理论——结构主义。这个理论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贝恩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个美国样本制造业,得出的结论是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贝恩还检验了20个美国制造业的进入壁垒和利润的关系。结果高壁垒条件下的平均回报率明显地高于低壁垒。 哈佛学派的研究相当于论证了“大即原罪”,指出大型企业利用高壁垒及市场集中优势获得超额利润,阻碍技术进步,降低市场效率;同时,告诉政府及法官,看一个企业是否涉嫌垄断,只需要看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的高低、企业数量多少及规模大小。 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非常符合美国司法部门的胃口,被称为“反托拉斯法经济革命的第一声礼炮”。这一理论大肆渗透到反垄断立法与司法裁决中。 1965年,哈佛学派的唐纳德·特纳教授成为助理司法部长。他吸引了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加入反垄断工作。在他的推动下,1968年司法局颁布了《合并指南》——“是由一组经济和政策专家与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职业律师共同制定的,其中蕴含着产业组织分析框架”。 实际上,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存在严重缺陷。这一理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及数学论证。大型企业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和阻碍技术创新? 经济学家托马斯•迪洛伦佐曾经在《国际法律与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指出整个19世纪8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为24%,而当时有据可查的垄断行业产出的实际增长率却高达175%。 大型企业组织还大大降低了产品价格。卡内基钢铁将钢轨价格从1875年的160美元/吨降至近25年后的17美元/吨;洛克菲勒在1897年将精炼石油价格从30多美分/加仑压低到5.9美分/加仑;北方证券的铁路网络极大地拓展了五大湖区工厂的销售市场,促进美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到20世纪20年代,老福特发明了流水线,将 汽车 的价格在短时间内降到了平民价格,从此 汽车 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大型企业为何高效? 古典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自由市场是资源高效配置的唯一方式。1931年,还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的罗纳德·哈里·科斯,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工业结构。科斯发现,美国大型工业企业实施有效的管理(泰勒革命),其内部的经济效率非常高。他敏锐地察觉到,企业内部的组织计划,与自由市场一样都是有效率的。他引入了交易费用将其观点写成了著名的《企业的性质》(1937)。后来,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认可了企业及一般经济组织的内部效率。这一理论相当于否定了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 七十年代开始,美国陷入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崛起,芝加哥学派的“经济效率至上”的思想开始流行。施蒂格勒、德姆塞兹、波斯纳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告诉联邦政府及法官,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垄断,主要看经济效率,而不是哈佛学派提倡的市场份额和集中度。 随着信息产业开始兴起,芝加哥的绩效主义掀起了“反托拉斯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在新技术时代与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激烈交锋。具体表现在两个著名案件中: 一是1974年联邦政府诉AT&T案。 诉讼理由是该公司存在利用从电子设备获得的垄断利润补贴其网络的行为;阻止MCI或者其他运营商链接到本地制造商,并通过拒绝购买非贝尔供应商的设备,从而垄断了电信设备市场。 这个官司打了将近十年,AT&T于1982年同意了接受司法部的裁决方案。两年后,这家美国最大的电话通信公司被依法拆分为7个大型的区域性电话控股公司,其只保留了长途电话业务以及贝尔实验室和西电公司,规模和销售额均被削减了80%。 人们普遍认为对AT&T的拆分推动了通讯领域的竞争与创新。不过,人们很快反应过来,打败垄断的力量并非反垄断,而是技术创新——正在爆发的信息革命。贝尔系统解体后,移动通信系统的创新在不断削弱贝尔系统基于有线通信的自然垄断。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这样写道:“贝尔体系的解体,向人们清楚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迅猛发展的技术革新,并不需要依赖于垄断的力量。【4】” 第二个案件是1969年联邦政府诉IBM案。 诉讼理由是垄断或企图垄断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系统的市场,尤其是商业设计的电脑;通过降低价格阻止竞争对手进入该产业以及引进新产品、减少其他公司产品的吸引力等。 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官司,一打就是十几年。当时,芝加哥学派对反垄断司法行动的影响在增加,联邦司法部和最高法院的反垄断思维处于转型期,判决一时难以抉择。 IBM辩称,政府是在惩罚成功者,而不是在惩罚反竞争行为。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对预见到计算机革命的巨大潜力并通过自己“高超的技术、远见和产业”来统治该产业的企业进行惩罚。IMB还指出,它在美国销售电子数据程序产品和提供劳务中所得的收益份额并不是像政府声称的那样占据市场的垄断地位。它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在1961年为56.4%,1968年为54%,到了1972年,则下降到了40.7%。 1982年,里根政府的反托拉斯局负责人威廉·巴克斯特决定以“没有必要”为由撤销这一诉讼。他的解释是,与电信业不同,计算机行业是无管制的,承受着市场竞争的强大压力。他认为,这一产业本质是竞争的,政府重组计算机市场的企图,可能不是促进而是损害经济的效率。 与AT&T相比,IBM是幸运的。 在“大即原罪”与“效率至上”的竞争中,后者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芝加哥学派的波斯纳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第七上诉法院法官,他将其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效率原则引入到反垄断案件中。他说:“如果失败者不出局,成功者反而受到惩罚,哪怕市场上还有足够数量的企业在竞争,这种竞争也只不过是人为的、造作的。【5】” 1992年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企业横向合并指南》基本放弃了结构主义思想,而以合并前后的经济效率作为判断基准。 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击溃一切垄断者。芝加哥学派告诉世人,没有真正的垄断,没有永久的垄断,唯有不断前行的技术浪潮。 1983年以后的反托拉斯局的组织架构中显示,经济学家与律师处于同等地位。此后,美国反垄断工作进入了经济学家主宰的理性阶段。 到这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反垄断法的观点发生了转变。最初,他们根据库尔诺模型支持反垄断法,但如今他们中不少人转向反面。比如,弗里德曼认为,反垄断法弊大于利。科斯也说:“我被反垄断法给烦透了。当价格上升的时候,法官就说这是垄断;当价格下降的时候,法官就说这是掠夺性定价或者说是倾销;当价格不变的时候,法官又说这是一种价格勾结。法官到底想怎么样呢?” 所以,从80年代开始,反垄断工作更少地纠结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垄断”——市场占有、攫取超额利润、掠夺性定价、倾销,将目标更多地转移到大型企业的非法竞争,比如固定价格、捆绑销售、限制竞争等。 正如波斯纳法官所说:“企业谋取或保持垄断利润的真正的单边行为,是欺诈专利局或是炸毁竞争对手的工厂。而欺诈和暴力一般而言又会受到其他法规的充分惩罚。【5】” 比如著名的联邦政府诉微软案。诉讼理由是微软公司利用其在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优势,强制捆绑销售其应用软件;司法部要求将微软一分为二。最后,小布什政府决定不再试图拆分微软公司,而是禁止微软的搭售行为,同时要求微软确保Windows软件和非Windows软件的兼容性。 微软案的结果再次说明,反垄断调查与垄断本身并无太大关系,它针对的是非法竞争行为。越来越多法学家及经济学家相信,垄断的问题应该交给自由竞争,技术创新解决垄断,法律解决非法竞争。 然而,随着Facebook、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的崛起,有些人对巨头们的超级市场支配能力感到担心。 Facebook稳坐全球社交龙头地位,旗下坐拥Instagram和WhatsApp两员社交大将。Facebook日活用户为15.9亿,月活用户为24.1亿,分布全球主要国家。 谷歌在全球搜索引擎及移动操作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在美国,谷歌搜索引擎市场份额高达86.4%,在欧洲,则是91.4%。谷歌安卓系统,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占据85.9%的绝对份额。 Facebook和谷歌的市场支配力可能超过 历史 上的北方证券、标准石油、电话电报公司等巨头。 这时,“大即原罪”的思想又开始流行起来。今年8月初,美国两位参议员试图推出一项称为《垄断威慑法案》的新法案。若法案通过,Facebook、苹果等 科技 巨头,可能面临严厉惩罚——美国市场营收15%的罚款。 最近十多年来,欧美国家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指控,最多的一项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一指控似乎是“有罪推论”。 其实不然,互联网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存在一定的非正当性——控制私人数据。 数据本是用户的一项私人资源,数据所有权也就是一项私人权力。但是,互联网巨头没有采用分布式系统,私人数据被中心化的数据库垄断。 所以,互联网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其实是对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在算法时代,私人数据极可能被巨头以“大数据”之名滥用。 近些年,Facebook因此屡受国会调查。Facebook卷入数据滥用丑闻,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英国公司被曝以不正当方式获取8700万脸书用户数据。随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脸书展开调查。 在听证会上,一名议员质问创始人扎克伯格:“Facebook是否在窃听用户说的话”?扎克伯格婉转地回答:“我们允许用户上传分享自己拍摄的视频,这些视频的确有声音,我们也的确会记录那些声音,并且对这些声音进行分析来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扎克伯格其实百口莫辩。Facebook存有用户的私人数据,同时根据个人数据匹配相应的信息。这就涉及两大问题:一是偷录用户私人信息;二是以算法方式控制(匹配)信息。在美国,这种行为涉嫌侵犯个人隐私,控制言论自由。在大选期间,还可能涉嫌干扰大选,威胁美国民主政治。 最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以3比2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和解协议。和解的代价是,Facebook缴纳50亿美元的罚款——美国政府对 科技 公司开出的最大罚单。 近期,中国官方强调,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不得开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商誉诋毁、裹挟交易等违法违规竞争行为,或依托算法推荐、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荟萃分析进行的“隐形”不正当竞争行为。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福利经济学》按照价格歧视程度,分为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6】。其中,一级价格歧视,也叫完全价格歧视,同一商品针对每一个不同的买家都采用不同的价格。 美国1936年出台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是一部针对价格歧视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确定价格歧视违法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同一个商品针对不同消费者采用不同售价;二是这种行为对竞争构成破坏或给消费者造成损害。可以看出,这部法律禁止的是一级价格歧视。 通常,企业是无法做到一级价格歧视,而存在一级价格歧视往往是因为所有客户的私人数据被无偿支配。所以,反对一级价格歧视并不是反对价格歧视本身,而是其背后的非法行为,如大数据杀熟背后的滥用私人数据。 亚马逊是互联网大数据杀熟的“始作俑者”。2000 年,亚马逊针对同一张 DVD 碟片施行不同的价格政策,新用户看到的价格是 22.74 美元,但如果是算法认定有购买意愿的老用户,价格则会显示为 26.24 美元。如果删除 Cookie,价格马上又回落。很快这种策略被用户发现并投诉,亚马逊 CEO 贝索斯公开道歉,说这仅仅是一场实验,也承诺不再进行价格歧视。 我在《算法,即剥削》一文中分析了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杀熟,就是互联网平台利用控制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借助算法对每个用户实施“一级价格歧视”,最大限度地榨取每个用户的“消费者剩余”。 再看蚂蚁的问题。马云嘲讽《巴塞尔协议》是老人俱乐部。但是,蚂蚁的杠杆率远远超过了《巴塞尔协议》的监管要求。或许,马云认为,蚂蚁的大数据风控比银行的统计学风控根据优势,可以突破这一监管的杠杆率。 但是,马云忽略了一点,蚂蚁之所以具备大数据银行的算法优势,是因为其免费地掌控了数亿用户的私人数据,占有对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蚂蚁能够成为“巨象”,正是利用算法支配私人数据。理论上,蚂蚁可以利用算法实施完全价格歧视,最大限度地攫取每一个用户的“交易剩余”。 当每个用户的财富天秤都向蚂蚁倾斜,违约率定然会上升,蚂蚁构筑的护城河反被算法吞噬,同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就是算法时代的价格歧视,对金融系统构成的威胁。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确立了市场最优效率的条件,即私人边际收益= 社会 边际收益。 什么意思?这个等式的意思是“没有人能够占他人的便宜”。当一个国家确立这样一种公正的法律时(制度是内生变量),经济是最优效率的,理论上是没有外部性的。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巨头强制性地免费占有了私人数据,这就意味着私人边际收益 社会 边际收益,即互联网巨头占了私人的便宜。这定然引发外部性,损害经济效率和 社会 福利。 如果短时间内无法用技术的手段将私人数据私有化,那么就必须将互联网巨头置于聚光灯下。这就是反垄断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收割者:腾讯阿里的20万亿生态圈,陶娟,新财富; 【2】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人民邮电出版社; 【4】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法百年,李胜利,法律出版社; 【5】反托拉斯法,理查德·A.波斯纳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福利经济学,庇古,商务印书馆。
文 | 马克 今天是中国反垄断史上第二个标志性时刻,第一个是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反垄断法正是要确保竞争,因此该法常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宪法。 但中国反垄断法就像无牙之虎,自2008年8月1日实施以来甚少发威,面对互联网行业时更是笼中之虎,听任违法者们在自己眼前愉快地玩耍。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处以182亿元罚款终结了反垄断法的无牙时期,本案不仅对中国的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意义重大,对整个经济体的规范有序发展亦是标志性事件。 但为什么是阿里,为什么是现在? 准确的罚款数字是182.28亿元,小数点后被省略的2800万元,搁在以往也堪称巨额罚款。本案之前,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开出的三大罚单是: 2015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对高通公司处以罚款60.88 亿元,理由是该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收取专利许可费、并实施搭售等垄断行为。 2014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对三菱电机等 12 家日本零部件企业处以罚款 12.35 亿元,理由是这些公司达成横向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 2016 年 11 月,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利乐公司处以罚款 6.68 亿元,理由是该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搭售等垄断行为。 对本土公司的最高罚款,是2014年8月湖北省物价局对一汽大众公司处以罚款 2.48亿元,理由是该公司限定整车销售价格和维修服务价格。 对阿里的罚款一举把纪录提高了3倍。 但阿里并不是被罚得最狠的,之所以金额高,是因为它体量大,分母大,要论分子,上述美日欧企业都更高。 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 司法实践中,没收违法所得很难操作,一般是罚款。高通是按2013年度中国市场销售额的8%计罚,三菱电机等日企的计罚标准是上年销售额的8%、6%、4%不等,利乐是按2011年中国市场销售额的7%计罚。 阿里的计罚标准是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4%,其实比较温柔,奈何它销售额高达4557亿元。阿里2020财年(2019年4月1日-2020年3月31日)总收入5097亿元,净利润1493亿元。182亿元罚款,罚掉了差不多八分之一的净利润。 但是相较欧美“同行”,182亿元(约27.79亿美元)就逊色很多。2017年-2019年,欧盟反垄断委员会向谷歌开出82.5亿欧元(约98亿美元)罚单,2019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向脸书开出50亿美元罚单。 2020年12月24日,国家市场总局立案调查阿里集团涉嫌垄断,2021年4月6日,市场总局向阿里集团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历时103天。 即便在国内,反垄断案做出处罚决定通常也耗时良久。高通案,2013年11月立案调查,2015年2月下达处罚书,历时15个月;三菱电机案,2011年底开始调查,2014年8月结案,历时2年零9个月;利乐案更是耗时4年,从2012年绵延至2016年。 根据中国《行政处罚法》,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市场总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披露,阿里在收到处罚告知书后立即认罚,放弃了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4月10日上午11时,在市场总局处罚决定公布两小时后,阿里官方微博发布公开信,称对处罚“诚恳接受,坚决服从”,称对政府的监管与服务,对 社会 各界的批评与支持,“心怀感恩,心存敬畏”。 不止阿里,本文列举的反垄断案,当事方在接到处罚结果后均放弃了上诉,但态度诚恳度反思深刻度,以阿里为最。 即使申辩上诉,也得先交罚款。《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欧美的反垄断案更是旷日持久,因为其处罚程序与中国不同。中国是行政机构可自主处罚,欧美是行政机构履行调查职能,结案后向法院起诉违法当事方,并向法院建议处罚方案,法院做出判决后,处罚方可执行。这期间会反复拉锯,并在不同法院之间上诉,很多案子最终以和解告终,被诉方缴纳和解金(变相罚金)结案。但也有天价罚金和世纪大判决,最著名的莫过于历经8年官司之后,美国司法部赢得对AT&T的反垄断诉讼,将其一分为八。 通读市场总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印象是:阿里案之所以结得这么快,是因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此容易认定。 处罚书披露,2015年以来,阿里滥用垄断地位实施“二选一”行为,通过禁止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和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活动等方式,限定平台内经营者只能与当事人进行交易,并以多种奖惩措施保障行为实施,违反了《反垄断法》第17条第1款第4项关于“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规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处罚书以3000余字的篇幅,列举了阿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并称: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内部钉钉群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与部分平台内经营者签订的合作协议、各业务部门发展规划、工作总结、“双11”“618”招商规则、会议简报等文件、当事人自查报告以及竞争性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在互联网行业,违反反垄断法第17条通常不加掩饰不假思索,二选一就是典型。你只能在我的平台上卖东西,你只能参加我的促销活动,你只能用我的软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若有不从,你就别在我的地盘上混,你不在我的地盘上混,你还能混得下去? 在阿里看来,二选一完全合理,是正常市场行为。阿里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2019年曾发微博称:平台为组织大促活动必须投入大量资源和成本,只能向最有诚意最积极参与大促活动的品牌商家倾斜,这是最朴素的商业规则。 二选一在互联网行业,尤其是平台型企业中层出不穷。最早的二选一之争是2010年的3Q大战,腾讯要求其用户卸载360软件,否则无法登录QQ。电商繁荣后,成为二选一的重地。京东诉阿里二选一,阿里反唇相讥你难道没用过这招吗?微信vs支付宝、美团vs饿了么、顺丰vs菜鸟,案例不胜枚举。 既然二选一这么多年了,大家都躬逢盛典不亦乐乎,为什么现在喊停?我同意《反垄断法》起草专家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的看法: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平台企业已经由“孩童”进入到“青年”时期,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交易结构初步定型,所实施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扼杀式并购”等行为对竞争、创新和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可以明确清晰地予以识别,在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启动反垄断执法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我们需要坚持创新、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三者并重,加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促进平台经济在规范中发展。 十余年来,中国监管当局对互联网行业奉行“包容审慎的柔性监管”方针,创新发展优先,这一指导思想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崛起功不可没。但企业天性逐利,没有外部约束,当年的屠龙少年自己就会变成恶龙。 事实上,自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 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监管风向就在转变。2020年11月3日,蚂蚁金服IPO突然被叫停,标志着监管思路彻底转向。一周后,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首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此间,国家市场总局对几年前阿里、腾讯、顺丰涉及的三宗并购案做出行政处罚,因其未依法申报。市场总局称: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的法外之地。 《反垄断法》规制了四种垄断形式: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二选一”属于第二种,但市场上的垄断行为远远不止“二选一”。 今天这张182亿元的罚单是最后一只靴子落地,还是第一只靴子落地?让我们拭目以待。
“把寒气传给每一个人”,这不,国外公司也感受到了这股寒气。近日消息,媒体报道称由于通货膨胀、欧洲能源危机等原因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微软、推特等互联网开始裁员并缩减招聘规模。其中脸书母公司Meta更是“重灾区”,报道称,Meta计划在本周三前启动大规模裁员,波及员工达数千人,这将成为Meta十八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裁员。会议结束后,Meta多个部门的主管开始通知下属裁员和重组的情况,人力资源主管落里·戈勒表示,失去工作的员工将获得至少四个月的工资,以此作为遣散费。而根据相关数据,2021年,Meta员工年薪中位数约为29万美元,相当于每月17.7万元,四个月补偿金额也就是71万元。 脸书被裁员工将至少获71万补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我一起看看吧。 “把寒气传给每一个人”,这不,国外公司也感受到了这股寒气。 近日消息,媒体报道称由于通货膨胀、欧洲能源危机等原因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微软、推特等互联网开始裁员并缩减招聘规模。 其中脸书母公司Meta更是“重灾区”,报道称,Meta计划在本周三前启动大规模裁员,波及员工达数千人,这将成为Meta十八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裁员。 由于Meta过去十余年来,规模从几千人快速膨胀至87000余人,因此有不少人猜测,这轮“优化”,可能比马斯克裁推特还要狠。 此事也得到了Meta 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承认,知情人士称,扎克伯格在周二的会议上看起来情绪低落,他表示,自己要为公司的失误负责,他对公司增长的过度乐观导致了公司人员过剩。 扎克伯格在会议上介绍了广泛裁员情况,并特别提到招聘和业务团队也在裁员之列,Meta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三上午6点(北京时间周四19点)左右发布一般内部公告,并宣布裁员计划。 会议结束后,Meta多个部门的主管开始通知下属裁员和重组的情况,人力资源主管落里·戈勒(Lori Goler)表示,失去工作的员工将获得至少四个月的工资,以此作为遣散费。 而根据相关数据,2021年,Meta员工年薪中位数约为29万美元(约合212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每月17.7万元,四个月补偿金额也就是71万元。 脸书被裁员工将至少获71万补偿相关阅读: 滥用人脸识别,打了6年官司,Facebook赔偿用户6.5亿 文| AI财经社 唐煜 编| 张硕 为了捍卫自己的人脸信息,2015年,三名美国伊利诺伊州公民拿起法律武器,将不守规矩的社交巨头Facebook告上法庭,组成了一只多达160万人的维权大军。 作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隐私诉讼案之一,2021年2月27日,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据外媒报道,一名联邦法官批准了和解协议,Facebook将向这些用户支付6.5亿美元(约42亿人民币),扣除9750万美元的律师费和接近91.5万美元的诉讼开销,三名原告代表每人将获得5000美元,其他人每人至少将获得345美元赔偿。 一切都要从Facebook在2010年推出的一项新功能“标签建议”说起。用户只要上传照片,系统就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将照片中的人物圈出来,建议用户标注出这是谁,并把这些信息储存在自己的数据库里。但这一切都没有告知用户,而且这个功能还被设置为默认激活。 Facebook的工程师曾在一场演讲中说,他们“拥有一个可识别整个地球人口的系统”。Facebook还因此申请了一项技术专利,可以通过用户的面部表情来定制广告。 这些让在金融公司工作的Carlo Licata感到非常不安。同样感到被侵犯隐私的还有Adam Pezen、Nimesh Patel 两位伊利诺伊州公民,于是在2015年,三人分别针对Facebook提起了诉讼,状告Facebook 在收集和存储生物特征数据时,没有明确告知、没有征得用户的书面同意,也没有说明数据的保存期限。 对抗一家彼时市值高达2000多亿美元且刚超越沃尔玛的明星公司,对普通人来说无疑是一场鸡蛋碰石头的大冒险,但个人隐私保护走在前列的伊利诺伊州为他们提供了最强硬的法律护盾。 早在人脸识别技术刚起步时,美国伊利诺伊州就在2008年颁布了《生物识别信息和隐私法》。法律规定,公司在收集生物识别数据之前,必须征得个人的许可,这些数据包括“视网膜或虹膜扫描、指纹,声纹、手或脸部的识别”。法律还要求公司列出数据存储的目的和时间长度,并将这些详细信息包括在书面的生物统计学隐私政策中。如果一家企业违反法律,个人可以起诉这家公司。 长达6年的审理过程中,Facebook一直试图中止诉讼,但申辩的理由都被法官驳回。2019年9月,Facebook被迫把人脸识别功能设置为默认关闭。当时,大约690万名伊利诺伊州Facebook用户被列入和解之列,截至当年11月,仅有约160万名用户提交了索赔表。 2021年1月,Facebook终于认怂,同意支付5.5 亿美元和解。但联邦政府认为惩罚力度还不够,又加价 1 亿美元,最后以6.5 亿美元成交。除了交罚款、关闭人脸识别功能,和解协议还要求Facebook删除现有的人脸模板。 近年来,Facebook屡屡被曝出隐私问题,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最广为人知的就是2019年,Facebook和第三方分享8700万用户的数据,用于政治广告投放,操纵大选结果。不仅公司市值蒸发掉700亿美元,还被FTC罚款50亿美元,创下了截至当时史上最大一笔罚款,相当于Facebook一个月的营收。不过令人讽刺的是,和解协议宣布后,Facebook的市值增加了104亿美元,是罚款的两倍。 这些还不是Facebook面对官司的全部。2020年8月,同样是因为人脸识别问题,Facebook又在加利福尼亚州法院被起诉,被指涉嫌收集、存储超过1亿Instagram用户的生物特征数据。这些罚单和官司恐怕并不能让Facebook变得守规矩,毕竟更有价值的用户数据是这个蓝色永动机赖以生存的养料。 最近,Facebook正在发起一个名叫“好点子值得发现”(Good Ideas Deserve to be Found)的宣传活动,在广播、电视和众多数字平台上疯狂投放。Facebook称,这是为了让用户知道,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广告有助于他们发现更多适合自己的新事物,同时还能挽救很多受新冠影响苦苦挣扎的小企业。 外界评论称,Facebook此举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除了拉拢用户的心,这也是在暗暗对苹果示威。苹果此前也在考虑对iPhone数据政策做出改变,让用户自行选择是否同意手机收集数据,广告客户是否可以跟踪其活动。这自然对像Facebook这样靠广告维生的社交巨头杀伤力极大。
美国本土品牌强生公司在2018年时被22位女性告产品治癌,经查属实,法院当年判决强生罚款近50亿美元,题目五十亿元并不准确。不过至今强生并没有按赔款,而是提起上诉,现赔款金额已下降至21.2亿美元,也就是141亿元。尽管如此,此次赔款金额巨大,事件影响恶劣,作为美国百年大品牌,全国各地设有子公司的强生,依然是影响巨大。
1、最简单直接看出来的,巨额赔款使公司财产受到明显削减。强生是大公司,141亿元也不是小额。就拿2019年来说,整个公司全年纯利润151亿美元,若是按50亿美元罚款,就减掉全年1/3的纯利润。这会极大地限制公司在薪资、物资、原料等各方面支出。
2、产品致癌,会使强生公司名誉受损,权威性、可靠性下降,遭消费者质疑抵制,销量下降。强生爽身粉滑石粉内含有一类致癌物质石棉,直接导致了22人起诉,结果罚款。爽身粉作为贴身物,尤其是给婴儿使用,消费者听到致癌,都会胆战心惊,一阵后怕。哪怕只是强生一款产品有问题,也会使消费者质疑整个公司产品质量。名誉受损可是致命性损害。
3、此次罚款是强生史上最高额罚款,公司形象受损严重,存在公关危机,可以说是一个低谷,是强生在股市中融资碰壁。如今,强生产品致癌信息传至各国,公司局势不容乐观,资本都是逐利的,哪怕你是强大的百年老品牌,投资者也会有所顾忌。
4、整个公司销售额及利润呈下降趋势,公司资产减少,加上强生法律纠纷太多,在研发方面投入的金钱、精力也会减少,直接影响公司发展进程和战略。科技和创新我觉得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能得到保证,走不长远。
脸书的母公司Meta又被罚款了,这一次金额高达2.65亿欧元,而选择“重拳出击”的是欧洲隐私监督机构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 ,他们以Meta泄露超过5亿用户的隐私数据为由实施了这一处罚。而这已经不是脸书第一次因为隐私问题被信息安全机构处罚了。这也是很多出海企业所面临的“通病”,当地国家为了保护本土企业会对外企实施更为严格的管制,同时在监管层面也会更严格,像微软就因为在PC电脑的垄断地位被各个国家重点“照顾”一样,这已经成了无法避免的一种现象。
这次脸书被罚其实也是事出有因,因为他们并没有遵守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要知道Facebook目前还是全球排名第一的社交媒体平台,它在全世界拥有大量用户,特别是欧洲,几乎每个人都在用脸书这款社交APP。但母公司Meta却没有担负起保护用户隐私的责任,这导致超过5亿人的数据被黑客盗取然后放在了一个公开网站上面。这些信息甚至包括个人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如果被有心之人利用,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所以监管机构选择从重处罚也合情合理。
虽然互联网越来越发达,整个世界也越来越开放,这并不代表每个人就得打破信息壁垒。我们都需要安全空间,我们都希望能保护个人隐私,所谓的“壁垒”有存在必要,我们最多只能在上面打开一个小小窗口,方便我们和外界接触。如果彻底将其打破,那大家都会失去安全感。
Meta这一次显然犯了大忌,它坐拥全球最大的用户量,却没有履行相应职责,最终导致这么多人的信息被泄露,他们因此处于恐慌当中。所以监管机构开出天价罚款是很有必要的,必须让这些大公司意识到个人隐私的重要性,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做到尊重用户。
不要贸然填写个人的真实信息,以免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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